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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需放慢緊縮步伐

 獨家專訪世界銀行原首席經濟學家布吉尼翁:

  繼世界銀行原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今年6月結束4年任期後,印度籍經濟學家考希克·巴蘇(Kaushik Basu)於10月初履新,這是世界銀行第二次任命發展中國家經濟學家擔任此職。

  “是啊,如今我的繼任者也已經有了繼任者。” 2003~2007年期間擔任這一職位的弗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cois Bourguignon)微笑著說。他評價林毅夫“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並相信巴蘇能夠勝任此職。

  布吉尼翁在2007年結束任期後回到法國擔任巴黎經濟學院院長,他的研究工作重點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收入分配及再分配。不久前在上海進行學術訪問期間,布吉尼翁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的獨家專訪。

  他指出了一個令人驚訝而不安的事實:金融危機以來,全球收入不平等狀況不僅未能改善,反而有所惡化,不僅發達國家是這樣,新興市場亦是如此。同時,他也為中國的不平等問題敲響了警鐘,認為這是中國經濟未來面臨的主要風險之一,而房地產泡沫則是另一大風險。但總體而言,他對中國經濟的未來依然持樂觀態度,因為中國的增長動能和基本面依舊良好。

  對於歐債危機,布吉尼翁認為“退出歐元區對希臘將會是一場可怕的噩夢”,並建議整個歐洲放慢緊縮步伐以免陷入衰退。他預計歐洲很可能會陷入日本式的“失落的十年”。

  危機讓全球收入不平等進一步惡化

  第一財經日報:作為收入分配領域的專家,你認為過去10年內全球收入不平等的情況是改善還是惡化了?

  布吉尼翁:當然是惡化了。目前階段,我們面臨的不平等程度已大幅提高。

  例如在美國,相關數據是驚人的。在過去30年內,美國最富有的5%的人的收入占了收入增幅的70%。這可能是最糟糕的例子了。如今我們看到在很多歐洲國家,包括那些有著很強平等傳統的國家,例如北歐的瑞典和芬蘭,不平等程度也在上升。法國的不平等程度很久以來都較為穩定,但過去幾年也開始上升。

  這已經成為一個真正的問題。我們相信這很大程度上與全球化相關。我們在許多發展中和新興市場國家也觀察到了類似情況,包括中國,還有印尼、越南和一些非洲國家,拉丁美洲的情況略好一些。我們不得不承認,全世界各國都存在不平等程度上升的趨勢。

  日報: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對全球不平等程度有何影響?

  布吉尼翁:很多人以為危機會改變金融部門的行為,因為許多高收入人群受到了嚴重批評,有更多政策來促進平等,例如累進制的稅收系統。但令人驚訝的是,事實並非如此。

  例如在英國,當時政府很快提出了將最高收入人群的稅率從之前的45%提高到50%,但最終卻降低到47%,改變微乎其微。美國在這方面基本無所作為。法國新總統最近宣佈將向最富人群徵收75%的稅,這是首個也是唯一一個自發採取這種政策的國家。但這項稅收只會影響到很少一部分人,因此只是象徵性的。我不確定這項措施能否改善不平等狀況。

  總體來說,全球層面上改變甚少,不平等程度很可能會繼續上升。這場危機不僅未能改善不平等,反而讓情況進一步惡化。因為真正受到危機傷害的人群恰恰是那些處於收入分配最底層的人——失業人群以及工資漲幅趕不上油價漲幅的人們,但那些高收入人群的處境卻無多大改變。

  不平等問題是中國經濟一大風險

  日報:中國面臨的一個挑戰是人口老齡化。你如何看待中國面臨的人口挑戰及其對未來中國經濟的影響?

  布吉尼翁:在我看來很明顯的是,中國不能繼續維持1.4%的人口增長率,未來必須作出改變。問題是在何時改變,以及瞭解人口增速、年齡結構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我認為,未來2年,這還不會構成太大問題,中國應該還會繼續增長,儘管不是以10%的增速,可能增速會放緩至7%~7.5%。但到未來某個階段,如果不改變的話,人口因素將會制約中國經濟增長。

  日報:你認為中國經濟最大的風險是什麼?

  布吉尼翁:我相信不平等是一大風險。因為中國的不平等程度已經大幅上升,而且還在繼續上升。在一個國家的發展過程中,不平等上升是一個自然過程。尤其是中國私人部門迅速發展後,不平等增加也是必然的。但在一定階段,必須阻止不平等程度繼續上升,但我們還看不到成效。如果繼續這樣下去,社會壓力會增加。

  解決不平等問題需要時間,但這是中國需要前進的方向。可通過稅收改革來大幅糾正不平等現象,但這很難。而且一旦對富人徵稅,中國的富人很可能會選擇移民或將資產轉移至“避稅天堂”。

  日報:總體來說,你對中國經濟的未來是否樂觀?

  布吉尼翁:是的,總體我是樂觀的。因為我看到了中國經濟擁有的動能,這對於過去15年常常訪問中國的任何人來說都是值得稱奇的。中國取得的成績太驚人了,很難想像這種動能會停下來。但確實存在下行風險,除了我剛才提到的不平等問題外,還有就是房地產泡沫。我相信中國能夠管理好這些風險,總體來看,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面依然未變。

  歐元區需要放慢緊縮步伐

  日報:對於歐元區而言,各國之間的收入不平等和競爭力差距情況如何?

  布吉尼翁:如果只看歐元區最老的15個成員國,不包括後來者的話,各國之間的不平等差距微乎其微,各國平均收入非常接近,不平等主要來自國家內部。競爭力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趨同。

  但有兩個因素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分化:首先是歐元的建立,當所有國家突然面臨統一利率,人們開始以廉價信貸借錢,導致價格信號失效。一些國家的競爭力開始下降,原本應該出現的利率上升卻因為統一利率而不變。市場一度沒有意識到具體國家的風險,也沒有意識到歐元風險。

  第二個因素是德國,2000年時德國意識到他們的競爭力開始下降,因此開始財政減赤,調整經常帳戶赤字,改變稅收系統從而降低勞動力成本。在兩三年時間內德國積累了很大競爭力,與其他歐洲國家迅速拉開差距。但由於統一利率發出的錯誤信號,其他國家直到這次債務危機才意識到問題。

  日報:所以現在是歐元區其他國家作出改變的時候了。

  布吉尼翁:是的。但我們不知道如何才能調整競爭力,是否要求這些國家降低工資水準?政治上這很難做到,幾乎不可能實現。

  日報: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要求希臘加速“內部貶值”,即降低工資、縮減公共支出以及多方面的結構改革。

  布吉尼翁:的確。“內部貶值”的說法是理論經濟學家的發明。我不確定這能否奏效。在其他一些國家,例如2000年,為了避免貨幣貶值和放棄比索與美元脫鉤,阿根廷曾經嘗試內部貶值,但完全失敗了。在希臘也不太奏效。如何調整經濟競爭力是一個真正的問題,即便在歐債危機結束後,歐元區仍將面臨如何解決巨大競爭力差距的問題。

  日報:那是否意味著希臘將不得不離開歐元區才能走出危機?

  布吉尼翁:不,我不這麼認為。希臘可能需要10~15年才能完成調整,但我不認為希臘應該離開歐元區。但如果他們真的離開,也不會讓歐元區有太大問題,只會讓希臘本身有大問題。退出歐元區對希臘將會是一場可怕的噩夢。

  日報:如果希臘要留在歐元區,需要作出怎樣的調整?

  布吉尼翁:他們要作出的首要調整或許就是放慢他們目前的調整速度。這不僅適用於希臘,對其他正在採取緊縮計畫的歐洲國家同樣適用。

  在一個像希臘這樣已經陷入衰退的國家,稅收收入下降速度比GDP降速還快。在經濟衰退的國家,如果要調整財政預算,你可以提高稅收,但因為稅基下降,通過稅收無法增加很多財政收入。這意味著,除非你大幅削減支出,否則是很難調整財政預算的。但這又會帶來衰退影響。因此今天的希臘已經陷入一種惡性循環,衰退讓財政調整變得更加困難。

  如果IMF、歐洲央行、歐盟和德國方面堅持讓希臘繼續這麼做,希臘將沒有出路。在未來某個階段,希臘將不得不說:“好吧,我們放棄,我們破產,除此之外我們什麼都做不了。”因此,我感到歐盟層面上可能已經對推遲或放緩希臘調整過程達成了一些協議,但可能德國還沒有。西班牙已經與歐盟達成協議,同意放緩緊縮。

  我認為,歐洲將會逐漸意識到,如今的調整計畫太嚴厲了,他們將無法避免整個歐洲陷入衰退。即使在德國,經濟活動也正在下滑,因為德國的多數夥伴國正陷入衰退。因此,歐洲或將達成一個協議,用5年而非2年時間來調整。如此一來,整個過程將會更漸進,對GDP造成的負面影響也更小。總而言之,我認為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大進展,歐洲央行購買3年以內短期國債是一項重要措施。暫時來看,未來兩三年內唯一的不確定性是希臘。但我們必須避免陷入衰退。歐元區和整個歐盟可能會經歷日本那樣“失去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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